白丁往來誌

思考的藝術

讀後感

我曾慨嘆理性思考其實不是大眾想追求的習慣,甚至從來都不是,是我太天真,但拜讀過Rolf Dobeli的<思考的藝術-52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>(王榮輝譯,商周出版)後,我有一番新的體會。

當我們以為自己運用理性思考時,其實還被人類的腦袋種種根深蒂固的「缺陷」所限制,以致無意識地犯下許多系統性的偏誤、謬誤。達到理性思考的境界,比我們想像中困難得多,既費時且費神。在日常生活中這些例子多不勝數,若不反省,不加以察覺,人只會繼續直覺地做出非理性的決策。

說示威活動暴力,因為你只見到暴力,和平示威從不被廣播報導,犯了survivorship bias。

說某官員入了政府後變得很無恥,其實是因為夠無恥才能入到政府,犯了the swimmer’s body illusion。

說社會上大部分人支持周融,所以周融是對的,犯了social proof謬誤。

說政府已為普選投放了許多時間、人力物力準備,不能白白損失,所以要袋住先,犯了sunk cost fallacy。

說收了人家的蛇齋餅糉,不好意思不支持人家,犯了reciprocity互惠的謬誤。

說人家反中亂港,然後以人家反政府時作為依據,卻自動過濾自相矛盾、能證明人家也有支持政府的時候,忽略人家立場只取決於其政策是否合理合乎公義,犯了confirmation bias。

因為說話出自人大常委而相信其說話是正確,犯了authority bias。

說比較第三世界、處於戰亂的國家,香港已很好,不應搞對抗,犯了the contrast effect。

說有朋友擔心佔中會令其他地方警力不足而導致偷竊猖獗,可見佔中令人人心惶惶和損害社會安全,犯了availability bias。

說「件事根本好簡單,就係長毛呢尐政棍搞咁多嘢都係為撈政治油水,收肥佬黎尐錢」,犯了story bias。

說因為出現六四事件,國家往後得到驕人的成就,所以事件的發生是可理解的、大勢所趨的,犯了hindsight bias和outcome bias。

因收了維穩費而無顧面子、道理,豁出去反佔中,犯了the incentive superresponse tendency。

認為海報的女孩可愛惹人憐憫,因而傾向反佔中,犯了liking bias。

認為現在擁有的穩定,較未擁有的、未來的乎合公義的選舉制度重要,可能犯了endowment effect和loss aversion。

因為佔中可能發生流血衝突而感到十分擔憂、反感,但卻忽略發生機率之低,犯了neglectance of probability,並為此調動前所未有大量的警力以防失控,再犯了zero-risk bias。

相對線性變化,人們大多無法理解和感受「幾何變化」,例如新聞自由每日逐少逐少的收窄,即「溫水煮蛙」。

認為保持沉默較助紂為弱沒那麼惡劣、嚴重,犯了omission bias。

在明知真普選無望下,認為有票在手可以投也不錯,或香港其實不適合行民主,就犯了cognitive dissonance,即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。

若用演化心理學去解釋時,從前人類從事打獵和採集活動,生活模式和遇到的問題亦沒有今天的複雜,故行動(反應敏捷、準繩、經驗等)較思考重要,亦更有機會活下來並保留其基因。但真正的問題是,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演化,農業、畜牧、城市、貿易等相繼發展,為什麼人類的思考系統仍然保留這些會導致思考錯誤的缺憾呢?

為此作者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答案。

第一是「我們的演化並不是在一種絕對的意義上進行」,即是我們只要「相對地」較對手好,便能將之淘汰,故我們大概已在思考上有所進步。

第二是我們一直誤會了的大腦的作用。大腦其實是用來取信別人,幫助我們解決生活問題,最終進行繁衍,不是用來幫助我們追求真理。

第三是有些情況下,憑直覺去思考會較理性思考好。我們許多時候是先直觀地做了決定後,才利用理性思考為此決定補上一些合理的理由,因為這樣做會來得較容易。若以律師和科學家作比喻,人類的思考模式往往傾向像個精於先射箭再畫靶的律師。

這樣我們便更容易明白為何人是不能完全理性,也不會完全理性,亦不應完全理性。

若事事講求理性,除了效率大減,更重要的是,我們會反被理性規範,忽略心靈的其他向度,如道德世界、藝術世界、宗教世界,那些以情意、意志來感受、判斷,不能用或只用理性思考來處理的關懷問題。從心靈角度看,我們不應被心智所操控,相反地我們要懂得何時運用心智去處理問題,同時好好鍛鍊自己的理性思考,作為一種利器,最起碼能於充滿陷阱和反智的世界中保護自己。

– No Name
7/20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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